刑场上的婚礼

1928年2月6日，广州工代会特别委员主席周文雍与战友陈铁军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图为两人英勇就义前合影。

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一对青年男女亲密地并肩而立，相依相偎。他们，就是90多年来广为传颂的“刑场上的婚礼”的主人公，著名革命先烈周文雍和陈铁军。这是他们即将走到生命终点之前，在铁窗中留下的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照。

“红色甲工”的优秀学生

1905年8月，周文雍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县茅冈乡宝鼎村一个清贫的乡村私塾教师家庭。

17岁那年，周文雍离乡背井，到300多里外的省城考上了“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这间大学在当时名堂很响，有“红色甲工”之称。广东中共第一批党员、后来成为广东革命风云人物的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就是该校第一届学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与李大钊同期的中共早期著名理论家杨匏安也在该校兼课。一直以来，这里都是党和团组织的活动基地，一些优秀学生首先成为发展对象。

当时，担任团广东区委书记的阮啸仙找到周文雍，并把一沓《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当时的进步书刊介绍给他看。周文雍逐渐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认识也渐渐提高。他参加了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不久，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和团支部书记。

工人的知心朋友，

工运的得力领袖

1924年5月，周文雍当选为团广州地委委员，主持农工部工作。7月15日，广州沙面租界和东山数千洋务工人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侮辱中国工人的“新警律”，举行大罢工。周文雍被派去组织沙面青工社和主持青年工人补习学校，负责青工训练和发展团员工作。在周文雍和刘尔崧等领导下，工人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迫使帝国主义者取消了“新警律”，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党又派周文雍去领导工人运动。他的活动被学校获知，校方以“缺课过多”为借口，将他开除。从此，他就把他的全部时间都放在工人运动上。

当他到手车（黄包车）工人中开展工作时，了解到部分工人白天拼命干活，晚上露宿街头的凄凉景况后，便和大家一起募捐筹款，发动工人自建了一座可容百多人住宿的大葵棚，让无家可归的手车工人有了安身之所。他平时衣着朴素，经常和工人谈心，有说有笑。由于他的真挚、朴实，很快成了工人的知心朋友，工人们都把周文雍看成自己的亲人。一些老工人后来回忆谈起他，还不相信周文雍不是工人出身，他们都以自己的工会中有周文雍这样一位同志而骄傲。

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当选为团广东区委委员、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1926年4月，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到“平民夜校”为工友们上课

比周文雍大一岁的陈铁军，生长在广州附近佛山市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在她的童年时，革命的洪流已不断地冲击着佛山这个小城。

青年时期，陈铁军来到广州，进入坤维女子中学读书。在这里，她从一个共产党员教师那里接受了革命思想，阅读了不少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她的心越来越明亮了。

1925年6月，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浪潮在广州如火如荼地进行着。6月23日这天，广州工人和群众举行了示威大游行，声援“五卅”运动。陈铁军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加入到游行队伍里，满怀激情地挥着红旗，高呼反帝口号。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沙面租界的英、法军队竟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造成了流血惨案。铁军和工人们一起在血泊中忙前忙后，抢救伤员。这次游行，陈铁军亲身感受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也亲眼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更坚定了她投身革命的决心。

1925年暑假，陈铁军考进了广东大学（后来的中山大学）文学院。她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工作。此时，作为大革命中心的广州，工运、农运、学运、妇运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陈铁军到“平民夜校”为工友们上课，教唱革命歌曲；到罢工工人家属中去工作，和她们一起打草鞋、缝衣服，支援北伐大军。她连那白上衣、黑裙子的学生服也脱下来，换上了大襟衫、阔脚裤，像一个普通女工一样。工人们都把她当作自己人，敬重她又疼爱她。

经过严格的锻炼，1926年4月，陈铁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原名叫陈燮君，从这时起，她改名为铁军，表示立下决心，誓把一切献给党和革命事业。这时，陈铁军担任了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委员、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

以假夫妻名义作掩护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广州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同年8月改建为广东省委）转移到香港，党在广州成立了市委。就在这时候，担任市委委员兼工委书记的周文雍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继续领导工人，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周文雍是市委的主要成员，直接领导工人运动，平时活动很多。为了不引起敌人的过分注意，党组织决定派一位女同志和他一起，以假夫妻名义租房子作掩护，成立秘密机关。派谁合适呢？大家一下子想到了为人沉着、热情，工作踏实，办事机智，年龄又相称的陈铁军。

但是，铁军此时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原来，“四一五”那天凌晨，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点名要抓陈铁军。好在事先得到了消息，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她爬墙头，攀大树，逃出了敌人的魔掌。然而，她并不是只顾个人安危，当她知道邓颖超同志仍在医院留医时，便马上执行组织的命令，以巧妙的化装，避过军警的耳目，从城内跑到西关，通知邓颖超同志立即撤退。任务完成了，但陈铁军却找不到联系人了。

后来经过一番波折，陈铁军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她一听要她借夫妻名义协助周文雍工作，二话没说，就坚定地接受了这一特殊任务。在这之前，她早已知道周文雍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工运领袖。如今有机会在他身边工作，便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

从此，他们俩配合默契，组织工人赤卫队，发动罢工，举行集会镇压工贼，贴标语，撒传单。风里来，雨里去。工作越干越有劲头陈铁军成了周文雍的得力助手。他们掩护得很好，不但旁人毫不怀疑他们的关系，甚至不了解内情的党内同志也以为他们真是一对美满幸福的夫妻。他们惺惺相惜，互相敬重，一直保持着同志的关系和纯挚的友情。

智计脱险

但不幸的事件还是发生了。11月初的一天，周文雍带领3000多工人前往东山汪精卫住宅前请愿，要求释放政治犯，恢复工会和失业工人工作。反动军警却对请愿工人武力镇压，周文雍受伤后不幸被捕，关进了维新路市公安局的监牢。

省、市委立即组织力量营救周文雍。陈铁军和同志们一起筹划营救计划，大家考虑到周文雍的身份尚未完全暴露，决定采取“智取”的办法：由陈铁军把生姜、辣椒炒成的饭设法送进牢里，让周文雍吃后发高烧，然后买通狱医，证明周文雍得了重病。敌人不知有诈，只好将周文雍送进医院。

那时候，广州的犯人没有专门的医院，犯人有病，就转送附近医院医治。犯人在医治的时候戴着脚镣，医院门口安排士兵看守。

侦察员摸清了周文雍要转送的九曜坊市立医院的情况，得知中午12点钟医院门口只有一个卫兵看守，就作了周密布置。

这天刚好12点钟，一辆汽车在医院门口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一个女护士和另外几个人，直向医院门口走去。卫兵正要上前查问，突然其中一个人一个箭步跨到卫兵身边，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女护士和其他的人就直往里走。不一会，一个人背着一个大棉被包，后面跟着女护士和那几个人。他们上了汽车，门口的那个人把卫兵也带上了汽车。汽车马上风驰电掣般开往广州郊外。

劫狱成功了！陈铁军看到周文雍浑身的伤痕和虚弱的身体，十分心疼。她一边工作，一边细心地护理着周文雍。周文雍为自己身边有这样杰出的亲密战友而无比欣慰。

亲自书写 “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布横额

身体稍见好转，周文雍又紧张地投入到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他担任了有3000多人的广州工人赤卫队的总指挥。为加强广州起义的领导，广东省委又增选周文雍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省委成立了广州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为起义的总指挥，周文雍被指定为这个领导机关的三人成员之一。他知道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2月11日凌晨，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周文雍亲自带领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和敢死连配合教导团第一营攻打市公安局。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起义队伍胜利地占领了这个顽固堡垒。周文雍立即组织人员把军械库的枪支及时地分发给起义的工人群众，砸开牢房，救出数百名关押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当天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在这里宣布成立，周文雍当选为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亲自书写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布横额挂在公安局的门楼上。这里成了起义指挥部的所在地。

起义后的第三天，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起义指挥部决定撤出广州。周文雍十分镇定地亲临火线指挥队伍狙击敌人，直到主力部队安全撤离广州后，他才和陈铁军分头秘密转移到香港。

两人落入敌人魔掌

起义失败以后，敌人在广州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周文雍和陈铁军却勇敢地接受了任务，于1928年1月又一起回到广州，投入到新的斗争。

在荣华西街，周文雍和陈铁军租下了一间民宅的二楼，党的秘密机关在这里重新建立起来了。然后，他们按名单一个一个地寻找失散的同志，寻找工会的领导人。当时，许多同志或是牺牲了，或是失踪了。他们没有气馁，他们互相激励。

春节快到了，周文雍和市委的同志正秘密地筹备着一次“春节骚动”的活动，希望尽快地把工人发动起来。但国民党特务却不知从哪里闻到了风声，加紧了搜捕“共党”可疑人物。好几个市委的领导人都被敌人抓去了。2月2日这天上午，正当周文雍和陈铁军准备外出的时候，大批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处，两人一起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反动派得到了周文雍和陈铁军，如获至宝，给他们上宾的待遇，千方百计想引诱他们投降。可是，都被他们严词拒绝了。反动派便翻过脸来，用严刑迫供，也无法使他们屈服。

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亲自审讯周文雍，也无功而返。

反动派于是宣布了对周文雍和陈铁军最后的判决。

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

周文雍、陈铁军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在长期朝夕与共、并肩战斗的日子里，他们的感情已由同志间的深厚友谊升华为崇高、纯洁真挚的爱情。临刑前，在他们即将把年轻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的最后时刻，周文雍和陈铁军在铁窗下并肩而立照了一张合影，以实现他们早已心心相印，结为革命夫妻的愿望。

1928年2月6日，也就是在他们被捕后的第五天，党的优秀儿女周文雍、陈铁军被押送到红花岗刑场（今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他们的神态还是那样从容，毫无惧色。在囚车上，他们沿途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向群众发表演说。闻讯赶来的群众自发地沿马路两旁组成了一条长长的送别行列。

到了刑场，陈铁军高声地对群众演讲：

亲爱的同胞们，我和周文雍同志有着共同的理想：我和他一起工作，假称夫妇；其实，我们一直只是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但是，我们也深深地相爱着。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过去不是夫妇。但是，现在，当我们要把自己青春的生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

最后，他们俩高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此时，周文雍还不到23岁，陈铁军年仅24岁。他们没有坟墓，只留下他们临刑前的唯一一张合照。

□ 文/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图/广东省总工会《二十世纪广东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历史画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