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提高产业工人队伍素质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产改推进五年多来，广东坚持先行先试，坚持因地制宜，打造出一批具有广东特色的经验做法，推动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产改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本文中，笔者尝试以2017年以来广东产改的实践与探索为基础，梳理改革成效与经验，分析问题与挑战，提出对策和建议，与大家讨论。
成效与经验
2017年以来，广东立足经济大省、制造业大省、产业工人大省实际，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总体思路，有力有序推动产改进程。着眼提高产业工人地位，制定实施两轮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大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力度，2019年至2022年发展产业工人党员约3.9万名，年均增速32.4%，逐步提高产业工人在“两代表一委员”中的比例。着眼强化产改政策保障，先后出台关于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加强和改进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工作等政策措施400余项，为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和政策条件。着眼提升产业工人技能素质，建立全国最大的技工教育体系，实施技工教育强基培优计划和百万产业工人大培训行动，构筑起工匠人才聚集的高地。截至2022年，广东技能人才总量1762万，其中高技能人才593万、占比33.7%，位居全国前列。着眼完善产业工人服务保障机制，开展职工生活品质提升行动和“暖工行动”，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累计培训811万人次，完善广东特色根治农民工欠薪制度体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产业工人。
梳理改革五年实践，提出改革经验若干。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把牢产改正确方向、有效推进产改的根本政治保证。只有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全过程各方面，始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产业工人，强化党对产业工人群体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才能切实引领广大产业工人听党话、跟党走，实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这一产改的战略定位。
二是坚持融入大局。要发挥产改的最大效用、体现产改的最大价值，就必须始终把产改工作置于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下来谋划和推进。以广东为例，不管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还是建设制造强省、科技创新强省，都将产改纳入其中统筹推进，充分发挥产改在锻造高素质劳动大军、塑造人力资源优势中的重要作用。
三是坚持系统思维。产改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全局谋划、实现整体推进是改革取得实效的关键。以广东为例，在战略谋划层面，将产改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在组织实施层面，形成党委领导、各方协同、上下贯通的工作格局；在具体工作层面，构建思想引领、建功立业和服务保障等工作体系，形成强大改革合力和协同效应。
四是坚持创新导向。改革需要创新，改革就是创新，推进产改归根到底是要以创新突破制约产业工人队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如广东借鉴德国“双元制”和新加坡“教学工厂”模式开展教学改革，首创技工院校“校企双制”办学模式，全面推行“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做法，有力破解产教脱节的现实问题。
五是坚持典型带动。典型是最鲜活的教材、最直观的导向，抓典型树典型是促进产改的重要方法。广东高度重视发挥产改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深圳劳资纠纷试验区建设“三个一批”模式、职工教育“广州模式”、产业工人文化服务“佛山经验”、广州石化工会“解决小诉求凝聚大力量”工作机制等一批典型，引领带动全省改革。
问题和挑战
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化产改面临新的挑战。从国际上看，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当前，全球产业发展正经历深刻变革，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蓬勃发展，欧美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危害，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引发了资本、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以市场、资本和新兴制造业为重点的国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对未来产业发展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困难增大，产业链条存在短板，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瓶颈亟待突破。《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推动中国到2025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的目标，对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的比重仅为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总量的比重为28%，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从产业工人队伍自身来看，一方面，队伍结构发生深刻变化，“80后”“90后”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以高学历高职称高收入为特征的“三高”群体和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就业的“三新”群体并存，他们在收入分配、利益诉求、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方面呈现多样化、差异化的新特征；另一方面，产业工人在地位体现、权益实现、素质提升、职业发展、队伍稳定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现实难题。
下面，笔者结合近年来广东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调研情况，提出新形势下深化产改面临的具体问题。
（一）主人翁意识有所淡化。调研显示，有的一线产业工人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也没什么技术含量，自己也没什么学历，只能做这个工作，也只能有这样的待遇和地位”，甚至有受访制造业工人表示，不愿意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在工厂上班，内心深处缺乏对工人身份的认同感和职业自豪感，更谈不上体现主人翁意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人老大哥”的自豪感一去不复返。另外，有受访产业工人表示，近年来，随着企业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机器替代了不少人工的岗位，也不需要我们这些手艺了。产业工人对于工人角色消失的担忧以及对自身职业认同感、社会认可度下降等因素加剧了主人翁意识的淡化。
（二）收入水平相对偏低。调研显示，产业工人收入虽逐年上升，但目前仍处于低位，明显低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平均水平，高级技师的收入也仅相当于甚至偏低于同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或工程师水平。以广州为例，广州市总工会发布的《2022年广州市主要行业职工薪酬福利集体协商参考信息》显示，广州大部分外卖从业人员的薪酬达到10万元以上的水平，大部分快递从业人员的年薪达到9万元以上水平，相比之下，制造业中，一般操作/服务人员薪酬水平较低，平均年薪不到5万元，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年薪不到8万元，只有达到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年薪才能超过10万元。调研显示，超过8成的产业工人表示生活压力很大，其中，收入低是主要的生活压力来源。
（三）技能形成体系不够健全。一方面，职业教育发展面临诸多瓶颈。资源投放严重不足，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师资配备普遍低于普通学校，多地将其放在中招、高招最后批次录取；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重第三产业轻第二产业”，制造业企业越来越难招到合适的专业人才；另外，教育培训管理政出多门、技能证书泛滥社会信用贬值、劳务中介机构“垄断”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等问题也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未能发挥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作用。技术工人的培养周期长、流动性较大，企业自主培养的成本较高，大大降低了企业参与技能形成的积极性，调研显示，大部分企业对技能人才重使用、轻培养，对技术工人大都采用上岗培训、社会招聘等方式培养，难以建立稳定的技工队伍。另外，不少企业落实职工培训政策不到位，培训制度不健全，不能足额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
（四）职业发展面临困境。一方面，产业工人的职业晋升通道不够通畅。调研显示，产业工人和干部仍存在身份鸿沟，在多数公有制企业中，干部和工人的身份界限尚未从制度上打破，工人向上晋升空间少。在非公企业，技术工人晋升管理岗位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但部分企业的资深技工因学历不高无法提升技能等级，在工资待遇、职位晋升等方面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技能人才就业和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职业院校毕业生在择业、升学、报考公务员等方面存在诸多政策限制，总体就业质量相对不高。另外，国家技能等级标准不能完全适应所有企业需求，行业技能等级认证体系也不完善，技能人才跨企流动受到限制。
（五）服务保障有待加强。一是劳动权益保障不够全面。调研显示，相当一部分产业工人承担着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艰苦的工作，特别是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在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保障不足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个别企业仍存在安全生产和卫生条件不符合国家标准等情形，职工因工伤亡和患职业病案例时有发生。二是精神文化权益实现不够充分。当前，产业工人特别是青年产业工人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更高。有受访产业工人表示，工厂工作单调乏味，工厂、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非常无趣。调研显示，产业工人精神文化阵地不够健全，企业文化活动创新不足、平台载体单一，大量产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游离于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外，部分产业工人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三是社会公共服务难以享受。由于户籍等因素限制，产业工人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在社保、医疗、住房、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发展机会等各方面都受到限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问题仍未完全破解。
（六）队伍稳定和发展壮大面临挑战。一方面，新就业形态发展带来“分流”效应。近年来，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扩张、不断分流劳动力，制造业工人流向新就业形态的现象更加普遍。《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显示，滴滴平台上大约20.4%的专职司机是下岗、失业人员，41.1%来自制造业；疫情期间加入美团平台的骑手中，35.2%的骑手曾是工厂工人。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当下不少年轻人选择送外卖、送快递，不愿进工厂当产业工人，“制造业招工难、留人难”已成常态。调研显示，相比于传统制造业企业或工厂，新就业形态具有劳动收入更高、工资结算方式更灵活、工作自由度更高、技能要求更低、工作环境更开放舒适、自我价值认同感更强等多方面优势，形成了对制造业工人的强大吸引力，对产业工人队伍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机器换人”产生“挤出效应”。近年来，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自动化技术广泛应用到企业生产中，重塑了企业岗位结构，减少了对重复性、程序性普通工人岗位的需求，催生所谓“机器换人”，产生了对产业工人的“挤出效应”，对产业工人就业权益和队伍发展壮大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七）良好社会氛围还未形成。一方面，对产改的宣传还不够到位。受访的一线产业工人表示，全社会对实体经济、制造业以及产业工人的关注还不够多，对于产业工人的宣传报道一般集中在“五·一”劳动节、“大国工匠”评选颁奖等时间节点，日常的宣传报道中很少看到产业工人的身影，运用新媒体手段宣传还不够。另一方面，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就业观念未能得到充分宣扬。对职业教育、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等政策宣传宣讲力度还不够，社会对职业教育和职业院校学生有一定程度的偏见。调研显示，不少青年劳动者缺少吃苦耐劳精神，不愿意从事技能劳动，对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认识体会践行还不够到位。
对策建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产改将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能否遵循问题导向、打破制约瓶颈、触及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将直接决定产改向纵深推进的力度、深度和效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主动应对新形势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善于总结运用经验，突出抓好重点任务，推动改革取得更大突破。
一是提升制度效能。加大产改政策落实力度，加强对已实施政策的效果评估，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修订完善。加强政策集成，推动产改政策与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社会政策的协同联动，争取政策组合的最优效果。坚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与第二、三产业发展同步规划，理顺制造业、新就业形态等劳动力要素供给体系机制，在有序推进平台就业与制造业就业中持续稳固壮大产业工人队伍。
二是加强思想引领。引导产业工人从国家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自己所得实惠中，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情感认同，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创新思想政治方法，突出做好非公企业、新就业形态等重点领域和青年工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工作。坚持党建和产改整体布局、协同推进，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园区、企业普遍建立党组织，实现对产业工人群体的有效覆盖。
三是提高技能素质。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等“双精准”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各学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渗透融通。建立产业工人终身学习机制，深化技能竞赛、“求学圆梦”行动等活动，强化工匠学院、技师学院和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健全职业教育资金保障机制，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元投入格局，落实好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等政策。
四是优化服务保障。推动企业建立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实施协议工资、技术创新成果入股、股权期权激励等激励办法。健全党政主导的维权服务机制，充分发挥工会、企业等作用，保障产业工人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安全卫生等权利，强化情绪疏导和人文关怀，维护产业工人队伍稳定。推动建立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更多向产业工人群体倾斜的实事服务项目，扩大住房、交通、文化、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覆盖面。
五是畅通发展通道。健全产业工人发展制度，吸纳更多优秀产业工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把产业工人纳入党委政府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在重点人才工程、重大科技奖项中专列产业人才项目。完善落实“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健全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制，鼓励企业与高校搭建技能等级“双认证”聘任体系。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引导产业工人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六是营造良好氛围。加强对新生代产业工人教育引导，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产改理论政策融入劳动教育体系和企业文化，推动劳模工匠进校园等活动向职业院校延伸。进一步加大产业工人在劳模等荣誉评选表彰中的比重。依托主流媒体、企业文化平台，广泛宣传产业工人的劳动创造和突出贡献，在全社会树立尊重劳动、崇尚技能、争当高技能人才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导向。
作者单位：广东省总工会研究室
